谈国企改革，先搞清三个概念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不进行深度混改，一个项目研究来研究去，还要层层报批，黄花菜都凉了，市场机会早没了。
——左延安”
他是在艰难时期迎难而上、力挽狂澜的“江淮教父”；他是不改初心，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关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老汽车人。他就是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第三届饶斌奖获得者左延安。
近日，左延安接受了《中国汽车报》的专访，他从江淮的历史过往讲起，回顾了江淮三次关键的转型，结合当前我国汽车行业出现的新形势，深入阐述我国国有汽车企业的改革之路。
■ “地方国企改革非常艰难，江淮完成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1990年我接手江淮，当时职务叫厂长。江淮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政府并不愿意投过多的资金给汽车企业；另外江淮汽车的市场份额低、销量少，因此亏损很严重，这样一来也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所以当时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这时，我们在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对行业进行判断之后，提出了‘面向市场，面向行业，扬长避短，调整结构’16字方针。”从左延安的讲述中可以感受到，这段艰难的峥嵘岁月仍然让他记忆犹新。
他讲到，当时江淮汽车以制造卡车为主，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G427发动机的开发上，发动机工程师出身的他意识到发动机项目短时间内无法取得突破，当即决定暂停发动机的开发，进行产品结构的整体改革。
在16字方针的指导下，左延安决定面向市场，开发一款具有市场潜力和优势的蓝海产品，尽量避开和一些“大块头”车企的正面竞争，同时依靠江淮的强项，最终将目光定格到专用客车底盘。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沿海地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市场对6～7米长的中巴车需求逐渐增多，但当时的国产客车却是在卡车底盘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在舒适性、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都已无法满足中巴客车的要求，因此市场亟需专用的客车底盘。
此外，当时江淮精于车架和前桥技术，具有开发客车底盘的基础，再加上其他车企并没有把客车底盘的研发放到重要的位置，避免了正面竞争。最终，左延安确定了江淮“以客车专用底盘为基础，适时发展整车”的战略。到1993年，江淮的底盘销售突破1万辆，在随后3年的时间里，销售增幅分别达到100％、150％和200％。
1996年江淮一举奠定行业的领导者地位。
当然，今天再谈起这些，可能很多人无法体会当时江淮的发展之难和改革之难，每一个关乎企业未来生死的决定都得来不易。
“地方国企的发展改革的确非常艰难：第一，不同于中央直管国企，地方国企没有丰厚的资源支持；第二，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地方国企在决策和发展等问题上，还需要按照分管领导的要求做事，缺乏灵活性；第三，不同于其他行业，汽车业是一个参与全球竞争的领域，没有合资背景的地方国企想要实现快速发展是很难的。”谈及至此，左延安万分感慨，“像江淮这样出身的企业能够闯进中国前十，在汽车江湖中占有一席之位，真的是完成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 “产权结构是前提；治理结构是基础；经营机制是核心”
实践证明，成功的历史经验往往能够指导当下。20多年前，江淮能够走出一条成功的改革之路正是得益于准确地判断形势，及时进行战略和结构调整。
显然，当前国有车企想要改革，也需要认清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对此，左延安表示，我国汽车产业正面临三大新的形势：一是我国汽车产销量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开始逐步趋缓，从长周期看，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经进入了低增长阶段。从短周期来看，即3～5年内，汽车产业将处于下行阶段，迎来汽车业的“寒冬”，形势较为严峻；二是开放加速，从合资股比放开等政策看，当前我国开放的力度和范围更大、更广，影响较大；三是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新四化”）带来的产业变革和升级。左延安强调，弄清楚这三大新形势才能谈汽车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当然，新形势下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必由之路。“众所周知，汽车工业是充分竞争的全球化产业，如果我国汽车企业的产权结构没有竞争力，不能参加全球的竞争，如何能赢？”左延安说，“此外，传统汽车产业和AI（人工智能）、IT（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以后，已带有某种IT和AI的产业属性。这种属性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技术升级迭代速度大大加快，要求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决策效率以及执行效率要与技术迭代速度相匹配。”
左延安认为，从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三个方面来看，产权结构是前提；治理结构是基础；经营机制是核心。汽车产业正处于充分竞争、技术迭代加速、产品生命周期渐短的新时期。因此，优化产权结构，优化治理结构，改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是车企决胜新时期的必然要求。
■ “‘十三五’后，混改已经来不及”
左延安坦言，“十二五”规划时期，我国乘用车行业进行的是选拔赛，“十三五”之后就是残酷的淘汰赛，现在淘汰赛的帷幕已经拉开，只讲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不够了，必须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他预言：“今年可能有些乘用车企业生存将比较难，可能一部分要退市。这种情况下，混改已经来不及，对这些企业来说，兼并重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谈到对混合所有制的体会时，左延安表示，谈国企改革要搞清楚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混改并非股权多样化，而是公私合营高水平的回归。
第二个概念是逆向混改和正向混改。正向混改是由国有控股或全资变成国有相对控股，或大股东退出控制权位置，让民营资本进来，其中，民营资本可以夹带社会资本或者管理团队、员工持股；逆向混改可理解为民营企业生存困难，资本实力强的国有企业，通过救市渠道参与到民营企业运营中去。
第三个概念是浅混和深混。浅混是指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民营资本、员工以及其他社会资本参股，处于从属位置，好处是可实现国有资产的连带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即国家有，大家都有，但其实大家都没有，没有具体的自然人对国有资产负终极责任。可见，国有企业适合非竞争性行业。浅混以后，20％或30％股权有明确的所有人，民营资本或管理团队会管理好全部资本，但不能解决决策效率和用人的市场化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左延安认为，深混才是从根本上提升乘用车企业市场应变和竞争能力的产权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深混中国有资本也可以是第一大股东，但第二、第三大非国有股东加起来应该要超过国有股份。这样就可以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的权力和责任，科学规范运营机制。”左延安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不进行深度混改，一个项目研究来研究去，还要层层报批，黄花菜都凉了，市场机会早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