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头华发忆当年

1982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与各类媒体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交往。大学毕业，我到刚创办的《中国教育报》工作，当时只有5名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由于我的志向是研究中国经济，因此1984年初我被调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调研室。在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工作期间，我一直与各种报道汽车工业的媒体打交道。1991年初，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以研究中国工业为终身职业的学者。这期间我当过《经济管理》主编，由组织记者采访变成接受采访。总之，新闻媒体从未离开我的职业生涯。其中，打交道最久、联系最紧密的，还是《中国汽车报》。
　　■相识于报社草创阶段
　　刚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调研室时，明确我主要负责与媒体联络及公司的新闻报道工作。具体地说，就是负责组织记者座谈会、招待会；组织记者采访、协调公司重大活动的新闻报道，提供新闻稿等等。由于我是新闻记者出身，因此很快就胜任了新工作。但是，由于调研室人手少，我的工作重心马上就转移到参加公司党组会，为党组、公司领导起草报告、文件，受命为公司的上级领导机构及领导起草讲话，研究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编写公司内部工作刊物等方面。正是由于参与起草公司文件、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熟悉公司领导的想法、公司的发展战略、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因此与《中国汽车报》经常在工作上有所配合，由此结下了长达30余年的不解之缘。
　　当时，《中国汽车报》刚刚创刊不久。作为由政府工业部门主办的行业性报纸，《中国汽车报》属于较早创办的，这也表明了当时中国汽车工业公司领导层的远见卓识。因为那时，中国汽车工业正处于低谷，宏观经济政策是所谓的“节油封车”。为了改变抑制汽车工业发展的舆论环境，为汽车工业大发展造舆论，《中国汽车报》应运而生。
　　《中国汽车报》诞生时，请机械工业领域的老领导薄一波题写的报头。当时，报纸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位于天津）领导，但是在我办公室紧邻的中汽总师办屋子里，有办公桌。我印象中，当时《中国汽车报》的负责人杨庆诚经常在那间屋子里办公，或处理一些与汽车报道有关的事情。有时他就溜达到我们办公室，了解汽车工业公司最近动向，和我们交流一下看法，当然也免不了聊天。对于《中国汽车报》的指导与管理，公司领导层里陈祖涛总工程师过问的多一些，但由于他工作繁忙，因此对报纸的指导难以做到细致、深入，对于报纸的具体报道更不可能详细指导，因此有些问题由杨庆诚及其他记者到调研室深入了解。
　　由于与《中国汽车报》的几位编辑、记者经常见面，因此我也经常被“抓差”写文章，因为他们认为我更能理解汽车工业公司的想法和政策。至今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为《中国汽车报》撰写过关于国产汽车展览、汽车工业调整、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社论、评论。有些我自己进行探索的理论、政策文章，也是首先在《中国汽车报》上发表的。例如，我写的《试谈中国汽车工业战略发展观念的第二次革命》就是首先发表于《中国汽车报》，该文论述了汽车工业发展应当由面向国内市场，向面向国际市场转变，向成为支柱产业转变。《中国汽车报》有产业人办报的特点，讲究专业、实际，在新闻写作、审批程序、细节上不太讲究，因而有些探索性文章反而得以较快发表。
　　当时《中国汽车报》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重大动向、行业动向、外国汽车工业发展趋势的文章比较多，还报道汽车工业公司重大动向、会议、领导讲话等。我比较注意看《中国汽车报》上关于外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文章、报道，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
　　有意思的是，赵鹏万成为《中国汽车报》负责人后，可能因为他是搞文学出身，比较关注报纸副刊质量，我也顺便为《中国汽车报》副刊撰写一些散文。记得有一次参观北京西山的曹雪芹故居后，写了一篇《信是雪芹当年居》的散文，登载在《中国汽车报》的副刊上。我陆续发表的散文估计有四五篇，真是“书生意气未能无”啊！
　　当时《中国汽车报》处于草创阶段，人员少、任务重，队伍有待历练，但是对汽车工业的报道有一种锐气，办报也少官僚气，所以我很愿意与之打交道。这一时期的《中国汽车报》，坦率地说，行业特色突出，但从新闻专业角度看有所不足，从工作流程上看，与其他新闻媒体相比也显得弱一些。
　　■见证报纸的发展转型
　　后来，我的老领导吴法成、陈义亭到《中国汽车报》分别担任总编辑、社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报社陆续进了一批新闻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队伍逐步壮大，《中国汽车报》逐步脱离草创阶段，步入正轨。
　　我于1991年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工业经济研究。虽然变换了工作，但始终把汽车工业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我与《中国汽车报》的联系并未中断。我从学者角度为《中国汽车报》撰稿，延续至今，许多研究成果首先刊载于《中国汽车报》。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我写了一篇重磅文章，主张在入世前，政府应首先对国内民营企业开放汽车准入，以便迎接入世后的挑战。这篇文章在《中国汽车报》很快发表了，影响较大。我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若干研究国内汽车工业发展、国际汽车工业发展比较的理论、政策文章。承蒙《中国汽车报》鼓励，虽然有些文章篇幅较长，但也原样刊登了。
　　进入21世纪后，我感到《中国汽车报》办得更加精彩了。不仅篇幅和信息量大大增加，而且能够主动发起对于行业内热点的深入探讨，对汽车工业问题的关照也更加全面。从汽车自主研发到关键汽车零部件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中国汽车报》都予以深度关注。《中国汽车报》对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的问题反映更加及时、灵活，从报道问题转向引导受众去关心、理解问题，起到了汽车产业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我也经常在《中国汽车报》上就公众、政府关心的重大问题，撰写文章，参与讨论。
　　随着《中国汽车报》在21世纪的加速发展、转型，我也与之同行，由单纯发表文章，转为积极参与《中国汽车报》的有关活动，包括研讨会、企业调查等。例如，2016年中国经济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乃至是否应当存在的辩论，我有幸和清华大学教授袁钢明参与了《中国汽车报》组织的关于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对话，我认为那场对话深入、理性，效果很好。2013年我退休后，仍然与《中国汽车报》保持较紧密的联系，为之撰稿，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参与有关活动。
　　■陪伴30余年的不解之缘
　　光阴荏苒，人生如白驹过隙。我的后半生很多时间用在参与汽车工业发展、研究汽车工业发展上，陪伴我的专业媒体就是《中国汽车报》。对厚厚几十页的《中国汽车报》，我总是认真翻阅，其中很多专业的深入报道和探讨，对我这个汽车产业资深研究人员也颇多助益。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经常参与某一媒体的活动，已属不易；能够与某一媒体保持长久工作关系，更属不易。我与《中国汽车报》的联系已30余年，不能不让人顿生感慨。《中国汽车报》从几间办公室发展到今天有众多的编辑记者、多元化的报道方式和手段、高大气派的办公环境，可谓“沧海桑田”。每当走进《中国汽车报》的办公楼，想起那些曾在《中国汽车报》工作的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老同事，总有抚今追昔之感。
　　谨以此文，祝贺《中国汽车报》成立35周年，并纪念那些逝去的宝贵岁月。希望《中国汽车报》越办越好，发挥行业主流媒体的带动作用，引领、指引中国汽车工业舆论方向，助力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在互联网时代持续变革、创新，努力尝试多媒体融合，成为中国产业媒体的排头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