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寇纲：DeepSeek上车带来智能汽车数据保护新课题

近期，随着DeepSeek大量上车应用，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领域的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

“DeepSeek的成功，不仅实现技术颠覆，更以低成本、高效率重塑人工智能行业逻辑，影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全国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民建四川省委会副主委寇纲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它通过算法创新降低算力需求，打破传统模式，削弱数据垄断企业优势，促使市场重估AI行业增长逻辑；其开源模式打破传统发展思路，助力我国向“生态贡献者”转型，展现了突破芯片等技术封锁的可能。

■汽车数据包含巨大商业价值

大模型的演进，也驱动着汽车加速奔向智能化时代，而数据成为智能汽车的重要资产。研究显示，每辆自动驾驶汽车每天可以产生高达4000GB的数据‌，数据的管理与应用成为新的课题。

在新技术、新应用面前，寇纲注意到，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DeepSeek遭多国限制，其背后是技术竞争与标准制定权争夺；同时，存在网络安全威胁严重、扰乱市场环境的问题；并且商业化落地也有一定阻力。还有技术领先但生态构建落后，缺乏企业级定制工具等问题；以及相关的伦理与安全隐忧。他说，人工智能仍面临生成幻觉、数据偏见等问题。

在他看来，当前，实现数据全流程管理难度较大。数据是很多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目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技术还不成熟，导致数据共享和流通受限。同时，也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数据的互联互通难以实现。不同组织和系统往往采用不同的数据格式和管理策略，这种差异使得数据在各个系统之间的无缝共享和有效流通变得困难。此外，数据采集设备和传感器的性能不稳定，导致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不足。当采集设备或传感器不能稳定运作时，它们收集的数据可能出现误差或偏差，这直接影响了数据分析和决策的质量。

“在自动驾驶领域，汽车作为移动的计算设备，能够收集到的数据范围广、数量大、质量高，包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寇纲认为，相关的数据产权、隐私保护、防范过度收集和违法滥用的监管问题极为重要。相较于其他数字科技，自动驾驶汽车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极具个性，因为汽车是移动的，一旦被装上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外加远超人类的感知与识别能力，汽车可能成为“数据机器人”。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与网络安全还关乎多层面的安全。

对此，寇纲提出，这需要外资车企建立本地数据云训练和存储中心；要出台专门的自动驾驶数据法律规范，明确划定哪些数据属于重要数据，对于汽车数据的利用应当区分功能利用、商业利用以及公共利用；要修订原有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逐渐淡化保有人责任，强化产品责任的救济作用，明确商用阶段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要更新交强险，借鉴英国《自动化与电动化汽车法案》的做法，将车内人员一并纳入救济范围。

■跨境数据流动重在法律合规

如今，无论是智能汽车出口还是进口，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也带来了跨境数据流动的问题。

“跨境数据流动带来的法律合规风险首当其冲。”寇纲指出，近期，国外部分地区就出现了针对DeepSeek的一些限制。由此，建立跨境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需要从法律、技术和全球协作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他提出，平台必须深入理解目标市场的监管框架，并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合规策略。例如，在欧盟运营的平台需满足《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的要求；在东南亚市场，则需注意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国的本地化条款。同时，技术层面的防护措施应贯穿数据的全生命周期。在跨境数据传输中，提升数据加密与脱敏技术至关重要，这能有效保护跨境数据的安全，确保其机密性和完整性。针对数据本地化要求严格的国家，平台可采用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一种新兴的机器学习方法）等技术，在不共享原始数据的情况下训练模型，满足数据保护和业务需求的双重目标。此外，积极参与跨境数据安全的全球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从“被治理者”向“规则共建者”转型，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和标准认证体系，提升我国在国际数据治理中的话语权。同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充分利用互利共赢的合作契机，争取战略“同盟”，扩大在国际数据治理中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出口一直处于较大幅度的增长之中。今年前2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28.2万辆，同比增长54.5%。但出口也在遭遇一些国外规则和技术标准的挑战。

对此，寇纲表示，需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与合作机遇，拓展人工智能发展空间。要在联合国、G20等多边平台提出AI伦理和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方案”，强调技术普惠性，反对个别国家泛化一些不合时宜的概念。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建立海外合规服务体系，由国家主导搭建法律、数据隐私等领域的咨询平台，协助企业应对国际审查和诉讼风险。要通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输出AI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升技术话语权，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模型压缩标准、多模态接口规范成为全球行业基准参考。

“同时，要完善伦理治理与长效保障机制，筑牢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根基。”寇纲提出，要构建分层治理体系。对高危行业实施AI应用许可制，强制要求AI输出携带数字水印与元数据标签，实现全链路追踪。要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和安全治理”的综合立法，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还要建立“敏捷治理”体系，制定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指南》，成立跨部门伦理委员会，定期对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研发实施动态风险评估。

“建议优化知识产权保护。设立AI专利快速审查通道，加快审查周期，简化审查流程，利用智能审查系统提高审查效率。”他表示，还要部署国家大模型安全攻防测试靶场，针对大模型特有的Token级、Prompt级攻击，跨模态威胁和价值观对齐，设计专项测试场景。建立安全漏洞奖励机制，鼓励白帽黑客、安全研究机构等积极发现并报告大模型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