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擘画中国汽车发展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推动发展。盛夏时节，北京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重要指针，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航标，也为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产业变革、新旧动能转换、全球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基础上，加快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既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注入磅礴力量。”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庆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得益于持续地深化改革、对外开放，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才取得了显著成绩。2018年，《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发布，明确放开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同年，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进一步降低。2020年，工信部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进一步放宽新能源汽车准入门槛。2021年11月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改革开放作出明确规划部署。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激发了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活力，壮大了产业实力，铸就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先的竞争力。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直是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宗旨和依托。”在付于武看来，特别是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在新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近十几年时间里，中国汽车产业成就斐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汽车出口不断攀升，2023年成为全球之冠；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45亿辆，世界领先。同时，自主品牌汽车的国内市场份额也已超越合资品牌……
改革激发汽车产业发展活力，汽车产业的改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的汽车产业，面对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坚持改革，实现创新发展。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部部长王晓明认为，汽车产业是制造业中产值最大、产业链最长、关联产业最多的基础产业, 是一个国家制造业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标杆，是制造强国、质量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建设的交叉点和聚焦点。因此，推进我国汽车产业现代化意义重大。
付于武也强调，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并且要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高水平市场经济筑就汽车业高质量发展之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王晓明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放开准入，鼓励竞争，这也是市场经济能发挥高效率、高效益作用的根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坚持民营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也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建设；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其本质就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具体到汽车产业，王晓明认为， 我国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已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度融合，既是市场经济中运行的产业，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提高效率，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持续优化、提升汽车市场活力的一个重要支点。
“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汽车产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的基础，也是汽车产业激励创新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需要。”王青分析，当前我国经济正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将主要依靠提高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汽车产业同样如此，目前汽车消费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的普及阶段，正逐步进入存量结构调整阶段，其特征是以置换升级、技术进步、绿色发展带动存量市场进行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依靠制度创新来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就汽车产业本身来看，无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提高市场竞争力，或者扩大消费、增加服务供给，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供给侧潜力，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事实上，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构建公平、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开放共赢的重要支撑，不仅为国内汽车企业带来了持续向好的竞争发展环境，也赢得了合资、外资汽车企业的高度评价。今年5月23日，在巴黎举行的Vivatech科技峰会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表示，中国市场对于特斯拉而言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市场，特斯拉在该市场的良好表现，得益于公平的市场环境。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白明向记者表示，汽车产业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持续对外开放对于汽车产业发展是显著利好。
汽车业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是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王晓明指出，其中涉及到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关系。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均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在他看来，汽车产业一系列新变化都是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切实体现。如合资合作的改变。以往，多是国内车企寻求外资车企合资合作，在传统燃油车技术上持续追赶。而如今是中国车企新能源汽车技术“反向输出”，包括德国等汽车强国的车企开始主动与中国车企合作，借助中国车企的技术开发电动汽车平台。再比如，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显现出世界领先优势。
王晓明建议，未来汽车产业继续发挥产业活力，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既要完善相应的人才、数据、网络平台等支撑要素，也要妥善调整好相应的生产关系，如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传统车企与数字化新型零部件企业之间的关系等。
汽车产业同样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代表。截至目前，新能源乘用车L2级辅助驾驶系统装车率已达62.5%；车规级先进制程芯片及算力平台的自主研发也在持续提速；汽车企业“系统化创新”+“规模化制造”能力实现跃迁，汽车行业的智能工厂、无人车间、零碳工厂正越来越多……
在王青看来，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其实就是新能源汽车从“上半场”电动化到“下半场”智能化技术之间的协同与整合。他说，汽车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发展成为多场景应用的移动智能终端。如将来的飞行汽车很可能成为具有低空经济性质的水陆空通用交通工具和智能终端，成为除了单位和家之外的“第三空间”。这种融合的结果，也会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所需要的要素整合进去。但这不是简单的融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融合发展。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在汽车产业中的一大体现是数据的应用。在智能汽车发展过程中，既要依法保护数据安全，又要实现数据的有效应用。”王晓明强调，大数据、大模型是我国的优势，也逐渐成为我国汽车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汽车产业应用大数据、大模型过程中涉及到的数据训练和使用、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调整，从而为产业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前行的重要驱动力。”付于武认为，近年来，汽车智能化、自动驾驶已经成为汽车产业竞争的热点，不仅是正在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也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未来，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将是汽车产业不断向上的有力支撑。
汽车业要做中国式现代化“排头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优势和后劲。”付于武谈到，2019年，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开创了我国汽车行业外商独资建厂的先河。2024年4月，特斯拉与一批中国汽车企业同步获得首批数据安全合规资质，同时特斯拉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名录等，均体现了中国对中外企业的一视同仁，这也是我国持续扩大开放的重要体现。他认为，中国汽车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走好国际化之路，都需要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支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是我国汽车产业砥砺前行的重要‘引擎’。”安庆衡表示，以往，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完善、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地实施，我国汽车产业展现出勃勃生机，体系化、国际化建设都不断迈上新台阶。在此基础上，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先进、较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拥有基于自主创新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付于武也强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他认为，包括进一步完善政策指引、体制机制建设、标准法规建设等。具体到汽车行业，意味着汽车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同时也是创新主体、市场竞争主体、社会责任主体，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通过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体系，完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体系，实现高质量、规范化、现代化、全球化发展。
“我国正处于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转变之中，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发挥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和先行者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王晓明说。
“要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动力，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重，凝聚广泛共识，专注自身发展，去实现汽车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安庆衡说。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中国汽车产业踏上新征程，一幅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我国汽车产业一定能不断攻坚克难，实现高质量发展。”付于武说，我国汽车行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履职尽责，真抓实干，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建设汽车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他表示，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使命，中国汽车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