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拓荒牛厉有为，从一汽到二汽到从政，耕好每一片“地”
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极具挑战的30分钟。
当他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思路开始讲述，他立即成为语言的主宰和灵魂。他的神态自带威势，他的语气不容质疑，他所传递的无形压力亦迎面扑来。
我试图调整思路跟上他的节奏，但在刚展开的前半小时里，种种努力均不见效果。或许在他看来，我对他们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的理解浅白如溪，对与他探讨时代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的抉择缺少积淀与共鸣——这可从他几次打断的提问中窥见端倪。
就在这徐徐推进的镜像中，他逐渐敞开心扉。
厉有为，辽宁新民人氏。1937年生于农村，从小牧牛。1949年辽宁解放后开始读书，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管理工程专业，供职于一汽和二汽二十余年；继而在十堰市政府、市委，湖北省政府，深圳市人大、市政府、市委，广东省委和全国政协从政二十五个春秋。
退休后以民为友、以牛为友、以诗为友、以球为友。
这是他在编著的《悟牛斋诗词选及诗评》一书里对自己的简略概括，但他的实际经历远比这些文字精彩。
他度过了怎样的少年放牛时代？
他怎样历尽艰辛从一汽辗转到二汽？
他为二汽寻找骨干干部做过哪些创新和改变？
从政后他又如何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二汽发展？
2018年5月22日，深圳酷热难挡。几经相邀，访谈在他的＂悟牛斋＂书房里进行，这是佛学大师本焕百岁时题赠他的书房雅号。而在接下来的6个多小时里，他为我们口述其鲜为人知的汽车生涯。
本次采访得到二汽老团干谢爱民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以下为部分访谈节录。
求学生涯
我今年81岁。1937年我出生在沈阳市新民县（新民市），离沈阳市约60公里。祖辈逃荒到东北，在新民县开荒种地。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我从小放牛。1949年辽宁解放后开始读书，这时我已经13岁，其他孩子6岁上学，我个子又高，就坚决不读一年级。经过多方周折，做工作，学校才同意我直接上三年级。
在这之前，我只跟外祖父念过几天的私塾。外祖父是老中医，也是私塾先生，他教我学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4年后，我考上新民四中。学校在白旗堡，沿铁路线有一站叫大红旗站，原来叫白旗堡站，解放后改成大红旗站，白旗堡镇也改成大红旗镇，离我家约20公里，要住校。报到后要填表，要写出生年月日，而且是阳历。我不知道阴历阳历怎么换算，老师说，我给你換祘。现在看他也換祘错了。
他给我算的是1938年1月6日，这个日期伴我一生。其实跟我实际相差好几个月，我属牛，是旧历1937年3月18日生。
我喜欢运动，初中后在排球队和篮球队里打球。我参加过两个选拔赛：一个是国家青年排球队，去沈阳参加选拔。一看，做的全是就地十八滚，要真成为职业，岂不天天在排球场滚？骨子里我不想去，就没好好测试，被淘汰了。
再一个是飞行员选拔，这我非常愿意。但当时有规定，独生子不在选拔之列。我是独生子，本来没资格，但我坚决要去，经过软磨硬泡，终于征得同意。
选拔很辛苦，前面部分我也基本过关，最后还是被淘汰出局。什么原因？鼻炎和沙眼。北方沙子大，都跑眼睛里。鼻炎是给冻的，小时候冬天和叔叔去打鱼，落下了鼻炎。
考试时，他们拿出十几个瓶子让我闻，让分别说出是什么气味。一则因为鼻炎，二则我在农村长大，从没闻过那么多气味，好多气味我分不清，一检查是鼻炎，鼻中隔弯曲，还带有囊肿。
被淘汰后，我大哭一场。班里选上了三位同学，但最后都没有飞上天，做了地勤。
考高中时没太费劲，考上了新民高中，是所百年老校。我是学校团委委员，当过宣传部长，也当过学习部长。因家庭困难，我申请了助学金，学费不用交。助学金就是伙食费标准，一个月4块钱。
1956年进高中，正赶上大跃进，寒冬腊月要修水库。在新民县柳河上修富贵营子水库，冰冻三尺，地都是冻的，大镐下去就是一个白点，你说坝怎么能修好？土怎么能夯实？春天一蓄水，全都被冲垮了，淹没了好几条村，这本身就违背客观规律。
然后大炼钢铁，我们一个高中班办了两个厂。一个造纸厂，做黄色的＂马粪纸＂，另一个滚珠轴承厂，把钢筋截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加热，用模子人工打成滾珠。因为修水利要推车子，要轴承化。
学校已基本不上课，我们去支农，帮助秋收，深翻土地，什么农活都干。还搞大练兵，晚上背着行李去拉练，困得边走边睡。大家都吃不饱饭，饿得浑身浮肿。班上40多位同学，熬不住的都跑了。我是校学学生会干部，什么事都得带头。我是优秀学生干部，高考前，校长和老师找我谈话，意思是今年高考政策和去年一样，像你这样学习好的学生干部都保送，你不用准备高考了，你最后再给学校做个最后贡献吧。
我一听，还挺高兴。做什么贡献？筹办思想展览会。于是，我就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筹备这个思想展览会。现在听起来可笑，怎么思想还能展览？但当时大跃进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多月后，展览会筹备得差不多了，校长又找我谈话。
他说，有为，对不起，今年国家政策有变化，除师范生保送外，其他专业都要考试。这样吧：你报北京师范大学吧，我们保送。
我当时还有些口吃，说话不太灵光，所以我就说，我自己都说不好话，当老师去给人讲课肯定不行，我还是参加高考吧。
时间很紧，我把同学的复习提纲拿过来赶快复习，一个礼拜都不到，就去参加考试。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地质学院，可以走遍全国去探矿。第二志愿是铁道学院，铁路职工可以跑遍全国不花钱。
吉林工业大学（2000年合并为新的吉林大学）是第五志愿，最早叫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攺名为吉林工业大学，结果吉林工业大学提前发放录取通知书，让我提前5天去报到。到学校后才知道，要委任我做团支部书记，其他4个团支委也都提前到校进行培训。
从一汽到二汽
1959年，我进入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系读管理工程专业，学制5年。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我全身浮肿。有一次考试只考物理一科，免得大家累着。学校规定，凡是浮肿的学生干部免考，给3分，当时实行5分制。
所以，我在校5年，就得了这一个3分。因为这个3分，毕业时就不能被评为优秀学生。上大学困难到什么程度？学机械制造工程，至少得有制图仪器，起码要有丁字尺、三角板、圆规、计算尺吧？这些我都没有，因为买不起。
幸亏有个同村的校友，他叫赵寿福，我至今都还记得。我入学那一年他毕业，他就把他那套制图仪器送给了我。大学也没收学费，跟高中一样，助学金还是伙食费标准，每个月标准是13块钱。
困难时期长春也修水库，现在的新立城水库就是我们那时候修的。我干了一个多月的活，由东山取土往西山方向推，一车土就将近一立方米。
同学们都愿意去，为什么？能吃饱饭，这一个月基本没饿着。后来我到长春，还喜欢去新立城水库看看，树林已长得非常漂亮。大堤2700多米长，非常漂亮，蓄水三点六亿方，是长春的两个水源地之一。
大学期间读书倒没受太大的影响。1964年大学毕业，那时候国家分配，分你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希望分到铁路部门，一门心思想全国跑。
结果被分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后来才知道，一汽是与吉林工业大学结合最紧密的企业，也是吉林工业大学的实习基地，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分到一汽，尤其是那些学汽车专业的。虽然我学的是机械制造工业经济，但学校想派一个学生干部到一汽，成为学校的内线，便于实习，而一汽也想选懂管理的，就这样我就分到一汽了。
到一汽人事部去报到，对方问，你想到厂部管理，还是想去车间？我想到车间学习，到基层锻炼。但分配时刚好相反，把报厂部管理的同学分到了车间，我被分到厂部管理。
具体来说，就是“三室”，这是一汽领导的核心科室：总规划室、综合计划室、总调度室。我在总调度室做综合调度员，也在综合计划室当过综合计划员。
毕业后，一年实习，我就到锻造车间、底盘车间、铸造车间、发动机车间轮流实习劳动，现在这些车间都改为厂了。将来要做管理，这些汽车工艺都得懂。
锻造厂工人定量一个月42斤，我在那里干了好几个月，也按照锻造工人定量，经常定量不夠吃，食堂给的饭量不足，又没油水，这点粮食根本不够。那时候一汽一号门外有不要粮票的油条卖，我每天早晨去买油条填肚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奉命组织一汽红卫兵，这是一汽第一批红卫兵。被称为官办的红卫兵。造反派起来后，说我们是官办红卫兵，是小爬虫，是某某领导的红人。我们被打下台，停止活动。
造反派暗中拉我加入他们组织，其中就有跟我一起毕业来的同学。我说，我已经是被你们打垮的红卫兵，还有什么脸参加你们组织？我什么也不参加，干好活就完了。
我这人好学，邓拓的《燕山夜话》，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都读过，也喜欢经济学家孙治方。孙冶方的书我看了不少，也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鼓励职工要有奖励，除工资待遇外，还要有激励机制。
但在当时，这些书都是“黑书”。我不是当权派，又刚毕业，就说我是领导的红人，批领导时把我捎上批。此外，造反派批判孙治方搞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批判我是孙冶方的徒子徒孙。
造反派在我办公桌墙上贴对联，是用白纸写的。上联是“造反派闹革命决心已定”，下联是“糊涂虫打掩护混蛋透顶”，横批是“观点不同”。他们一贴上去，我就撕下来。我不服气，跟他们对着干，对立得很尖锐。
造反派后来又夺广播室，又抢宣传部，还占领了厂部，游斗领导，一汽开始停产。正好在这时，毛主席号召三线建设（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略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准备打仗，一汽要支援建设二汽。
一汽人被分成三部分。其中1/3留在一汽，维持生产；1/3到吉林省，筹建吉林省内的小三线；1/3去大三线，到湖北十堰筹建二汽。其实最后并没有这样完全照办。
申请筹建二汽的人要有四个条件：一是自己表现好，二是没有海外关系，三是祖宗三代出身好，四是自己申请，组织批准。
我这人佃农出身，没有海外关系，表现也还可以，就第一批报名要去大三线。红榜公布时，我被批准。就这样去了二汽。
辗转去十堰
都说湖北十堰很苦，又热又潮，蚊子比苍蝇大，蛇会钻被窝，全是大山。但再困难也要去，1966年确定去二汽，1967年5月23日进山，这个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想想，人生一大转折，到大南方去筹建一个新厂，而且又是第一批人，能不印象深刻吗？
跟我一起进山的有几十个人。我分在生产准备处，处长张明忠，是个老干部，调一汽时就是团级干部。我们从长春坐火车，晚上到锦州火车站，正好遇到两派武斗。车头入库，车厢被甩在站台，而我们所在车厢又处于两派交火的铁路中间。哎呀，那真是危险，我们都不得不趴在地板上。
直到武斗停止，司机才把车头从库里开出来，拉着我们继续走。经过北京，到襄樊（现在的襄阳）后，我们提了二汽订的第一辆襄樊产大客车，全车七八个人，坐着往山里开。
经过石花街，经过汉江，经过谷城县，然后沿老白公路前行。老白公路是从老河口到陕西白河的一条山区公路，要经过十堰，公路是1934年李宗仁抗战时修建，已破烂不堪。只有个水底桥，因为山区都是季节河流，水大时根本过不去。
开到丹江口的浪河店时，正赶上下雨，下雨就塌方，车过不去。山里哪有能容纳七八个人的旅店？我们只好在公共汽车里住了一宿。没饭吃，就派人去老乡家买点鸡蛋，煮熟后拿回来吃。再请老乡帮忙，把塌方的土清理后，又继续往前开。
前方又遇到河涨水，车开不过去。我们亲眼看到前面的军车，绿色的越野车，过河时被洪水冲到下游。客车不敢过，只好又停下来，等急流过去后再走。开到老营时，我们在老营宫又住了一宿，第三天才到十堰。
到十堰后，我们都非常失望。这里怎么能建厂？
在十堰老街看到一个打铁铺，四根棍子支着一个席棚，两个人在打铁，一个拉风箱。老乡的房子没有一块砖，全是土坯墙，房顶是黑瓦片，四处漏风。
我们继续往张湾走。张湾叫芦子沟，芦子沟前边有棵大拐枣树，结的果实一拐一拐的，能吃。拐枣树下有间土房，是十堰的百货商店，后来我们管它叫十堰的王府井。
土房里卖野生黑木耳，两三块钱一斤，当地农民没有购买力。商店还卖宽幅条布。那时候买布要布票，一尺宽幅条布只要三寸布票，可以做被里、被面和床单，我们都喜欢买。
进山走到六里坪，快到十堰时，我们看到山上结的小果子。果子有个小揪揪，挺好看，还没长熟，什么果子谁都不知道。我就摘两个揣兜里，准备到山里问群众。到山里后一摸，兜里全是油，并且把衣服全油了。这才知道是桐油果。
十堰产板栗。我买过不少板栗，放在用布做的旅行兜里，没多久打开一看，爬出来全是肉虫子。以后才知道，板栗生长时，虫卵就长在里边，等板栗长成后，虫卵遇到合适温度就孵出来了。板栗上全是洞，爬出来都是虫子，没法吃。回想起来很有意思。
山里没有试制条件，我们就到武汉搞生产准备。生产准备室有20多人，因执行不同任务分散开。武昌有个关山发动机厂，我们就依托它来搞试制。二汽在汉口买了房子，位于中山大道1075号，汉口的制高点，旧社会老工商联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
这期间正好赶上武汉“7·20”事件，我们所住的老工商联楼房，三个造反兵团要抢这个制高点，以便武斗占据有利地形，三个兵团争斗时，我们用的东西，包括凉席、洗脸盆、书籍，以及铺的盖的全被抢走。我带去的几箱子书，以前写的诗词文章，全都没剩下，很可惜。
没办法，我们就到关山发动机厂，住新搭建的芦席棚招待所。武汉七八月份，白天热得像蒸笼，电风扇根本不管用。芦席棚招待所周边都是池塘，有种稻田的池塘，也有种藕的池塘，蚊子还特别多，必须挂蚊帐。
窗户不能关，否则会被闷死。开窗户有风，但就有蚊子进来，我们打蚊子药喷。喷完后什么情况？拿簸箕扫，一扫就是半簸箕蚊子。打完药后还得开窗户，蚊子还得进。睡蚊帐里，身体、胳膊、腿挨着蚊帐，马上给咬个大包。那时候很难让人睡个囫囵觉。
两派武斗时，放燃烧弹、放信号弹，像真打仗一样，我们的招待所又在其间。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芦席棚都被打穿了窟窿。旁边老乡的鸡窝被打着，鸡死在里边都快熟了。
武斗太厉害，我们十几个人就坐船去南京。南京汽车厂也是包建二汽的，我们住在南汽招待所里躲起来。等事态平静后，再回到关山发动机搞试制。
这时山里来令：你们这些搞试制的，要进山搞“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我们就分批分期进山。
关键时候处长救了我一命。我到关山汽车站，准备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快上公共汽车时，处长派人来找我，让我留下，说这边工作这么紧张，“斗批改”下批再去，并且已征求过山里意见。
我就跟着招呼我的人一起往回走。还没出站台，（我准备坐的车）这辆车刚开出去，就与另一辆车相撞，死了几十个人，我们又去参与抢救。我说，真是捡了条命，处长不让我进山，真的很幸运，救了我一条命。
“你们要造反啊”
我由武汉进山后，我参加了选厂址，20多个分厂已经排到23个分厂。分厂怎么布置？山里没有整庄平地的地方，就一个厂摆一条沟，现在号称百里车城，沿着老白公路，100华里范围内都进了山沟。
厂址怎么选？那时候哪有路啊，就拿个军用地图，连村子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全靠走路去看。不能穿皮鞋，不能穿布鞋，当时也没有布鞋，我们都到十堰的王府井去买草鞋。
为什么？进山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群众都来围观车，他们从没见过车。狗围着车叫，学生孩子都给车敬礼，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一看我们有打阳伞的，有戴墨镜的，还有穿高跟鞋的。不知道这伙洋人都是什么人？群众围着车看西洋景。我看他们没一个穿布鞋的，更没穿皮鞋的，全都光脚穿草鞋，小孩都不穿鞋。
基建领头人叫徐家宽。我们一起讨论怎么建厂？十堰条件太差，没有公路，汽车进不来。没有砖瓦灰沙石，就一条水路，得用船从丹江口运到邓湾码头。建这么大一个汽车厂，钢材设备怎么运？
那时毛主席提出“靠山近水扎大营”，这里离汉江挺远，离堵河也挺远，并不近水。靠山倒是靠山，已进到山里去了。林彪提的“靠山分散进洞”，这根本不行，精密设备、精密机床全进到洞里，没几天就都生锈了，根本不能生产。
所以周总理就改为叫“靠山分散隐蔽”，把“山散洞”改成“山散隐”。选十堰基本按照毛主席的“靠山近水扎大营”，选厂址基本按照周总理的“山散隐”，山体相对高度一二百米。
我们研究后认为这里不行，没法建工厂，需请示中央另选地方。就打电话向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请示。谢的答复是：你们不一定在十堰这棵树上吊死。
我们说，汉江边上既有铁路，又有公路，山的相对高度和十堰差不多，也能隐蔽。谢说，可以考虑到那里去。他还提了两条意见：第一，不要和五机部坦克厂争地盘；第二，不要在丹江口水库的水线以下。要选择高的地方，否则泄洪就给淹没了。
接到这个电话指令，我们非常高兴，感觉有救了。这样，我们就跑到襄阳谷城县选厂址。选了两个镇：盛康和庙滩。这两个镇离铁路、公路和水路都近，山的高度和十堰差不多，树比十堰长得好，隐蔽性应该更好。
我们拿着军用地图扬马跑，总装厂摆哪里，车桥厂摆哪里，发动机厂摆哪里。选了近半个月，背个绿色军壶，每天得喝几壶水，得穿坏两双草鞋，后来就买双厚袜子穿上。吃住都很辛苦，你说一个镇上，哪有什么条件？但因有上边指令，大家干得都挺兴奋。
我们正要回十堰汇报时，军代表来找我们。他们问，中央定的十堰，你们竟敢这么搞，你们要造反啊？
完了。这就被定性为厂址造反反革命事件，徐家宽首当其冲，我是厂址造反的黑干将，那就写检讨吧。
筹建二汽国家计划投资16个亿，我们在给中央起草的报告里就写过，要是把二汽建在盛康和庙滩，最少可节省1个亿，这还是比较保守的算法。此外，运输也更方便，挡墙护坡会少建，因为从沟脑到沟口坡度没那么大。相反，要是在十堰建厂，从沟脑到沟口，一条沟里摆五六个车间，地势高度相差较大，电瓶车爬不上去，平整工程量非常大。
军代表批判我们说，这1个亿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纯粹是唬人，欺骗中央。
跟他们说不清楚，什么帽子都有。我写了很厚的检讨书，给自己扣帽子，什么政治觉悟不高；毛主席路线没学好；受了刘少奇“封资修”损害等一大堆。虽然心里不服气，但还得检讨。
二汽政工组军代表是个团长，名叫左鼎森，平常和我接触较多，对我印象不错。他就说，小厉出身好，素质好，表现也好，怎么成反革命了？把他解放了吧。
这一句话就把我解放了。他又说，徐家宽也很能干，搞基建全靠他，这人很老实，是个老党员，老干部，怎么也成反革命了？二汽建厂全靠这些人。这样，徐家宽也没被打成反革命，就做了检讨，不了了之。
二汽建设中发生过三大反革命事件，这是其中之一，不知道你采访时有没有听说过？第二个是反军乱军反革命事件，因为和军代表意见不一致，有人给军代表提意见，就被定为反军乱军反革命事件。
第三个是产品设计反革命事件。产品设计也出反革命事件，这就怪了。当时对发动机设计方案分两派，一派主张采用直列六缸发动机，说马力够用了，而且有经验。另一派主张用V8型发动机，结构更新，水平更高。
主张V8发动机这一派被打成反革命，要到襄樊农场劳动。俞云焕（曾任二汽副总工程师，已去世）是反动权威，被派到襄樊去养鸡。因为他工资高，养鸡生的蛋叫做金蛋。他抽烟抽得厉害，后来因肺癌去世。
为二汽调干
我被左鼎森调到政工组下面的干部组，开始负责调干。调干的流程是：先发函，然后调档，通过审查后，经过考核，再调用。二汽筹备缺人才，缺干部，我每天晚上发联系函，至少发100封以上。
我先后被派到一汽和富拉尔基重型厂去调干。到一汽时，一汽也是军代表掌权。一号首长不见我，派来了三号首长。三号首长一见面，就给我个下马威。他说，你们二汽是走资派的黑窝，你又想保护哪些走资派？
我说，三线建设是毛主席号召的。毛主席说，三线建设不好，他睡不好觉；说二汽建设没路，他骑着毛驴也要去；说二汽建设没资金，他的稿费都可以拿出来……怎么就成了走资派的黑窝？
他又说，你们要的不都是这些人吗？不都是走资派吗？要走资派。没门。
我就想办法找一号首长。这三号首长太厉害，一号首长可能好些。一号首长还是不见，拖了很长时间才见到。一号首长说话比三号首长好听，他说，我们那位愣头青，说话你谅解，我们该支援还是要支援。你们提名单，看需要哪方面的人？
一号首长表态后，我们就调了一批干部，主要是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工厂设计这几方面的技术员。
骨干还是不够，又派我到富拉尔基重型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这个厂隶属于机械工业部。我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当时富拉尔基厂已停产。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办？那就找熟悉的人，从他们管人事的部门里抽调两个人来当我的助手，组成工作小组，让他们提供名单。挨批斗的都是技术骨干、共产党员和老工人这些保守派，也正是我们想要的人。
军代表反对我，说我扰乱军心，宣布我是不受他们欢迎的人。我住在招待所里，下定决心，即使不受欢迎，也要在这里待着，非完成任务不可。
最后我调了50多户到二汽，其中包括富拉尔基重型厂的总工程师和总动力师。他们本来也想到二汽。我说，我这关没问题，你去做军代表的工作，做通了才放你。
还有两个特殊调令也值得一说。一个是陈清泰，一个是马跃。
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因为学业优秀被留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马跃都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地处鄱阳湖）农场劳动。他们的太太都先期被调入二汽，（陈）清泰的夫人楼叙真在二汽产品设计处，马跃的夫人胡绍梅在二汽发动机厂。
楼叙真先来找我。她说，老厉，你把清泰给调过来吧。他现在很危险，肚子要大起来了……
我一听挺奇怪。我说，只有你肚子大，你先生怎么能肚子大？
她说，你不知道，鄱阳湖农场稻田插秧都在水里，血吸虫病相当严重。你再不把他调来，他可真就危险了。
江西鄱阳湖血吸虫病声名远播，毛主席不是还写过诗词吗？受楼叙真委托，取得左政委的同意后，我就到清华大学去调干。
清华大学当时也很乱，一些人造反，没人上课，也没人管。我又回到二汽，跟楼叙真说，还得让清泰发挥作用，动用他在学校的关系，否则我调不来，找不到人决策。
最后还是陈清泰疏通关系，清华大学才同意调出。他离开农场时，马跃开着拖拉机送他到南昌火车站。紧接着，胡绍梅又来找我，让我调马跃。马跃调来后，被安排到发动机厂管技术。
陈清泰呢？一看档案，他有思想，能写文章，就把他分到二汽政工组，政工组下有组织组、干部组和宣传组，他被分到宣传组。
但他不想搞宣传，就来找我说，老厉，我干这个事不合适，你让我归队，去搞产品设计吧。
我说，我得请示。我请示干部组和政工组领导后，把他调到产品处。陈清泰和马跃都干得很出色，后来成为二汽领导。
创新和改变
在干部组时，我还做过两次创新。
一是解放知识分子。
我在干部处做过技术管理组组长，管技术干部，副组长是夏德明，我们俩搭档。当时对知识分子非常左，认为知识分子都是反动权威，是臭老九，是被批判对象。
那时候知识分子画图没桌子，没图板，加班没地方，没台灯。军代表提倡大地为图纸，画图制图根本不需要几个月，拿白灰在大地撒上线就可以。
怎么解放知识分子？怎么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我提倡对知识分子实行“三个一”工程。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那时候确实很有必要。
具体来说，不管是搞工艺的，管产品的，还是管规划设计的，都要有一张办公桌，要有一块制图板，要有一盏台灯，就为知识分子争取这么点权益。
饶斌和张矛非常赞成。张矛说，好，就按小厉说的实行，都要满足。
“三个一”工程基本都解决了。
二是任命工程师。
怎么任命？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有一天，我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放了张照片，一位女同志爬到电线杆上修高压线，图片说明是“辽宁省某某单位女工程师在一线抢修”。
我注意到的是“女工程师”字眼，就拿着这份《人民日报》去找饶斌和张矛。我说，你看看，《人民日报》登有工程师头衔，我们怎么不能任命工程师呢？
饶斌一看，说好，你来策划这事。
我就规划任命总产品设计师、总规划师和总工艺师，各分厂都有总工程师和工程师，不计出身年龄，只看本人表现。
那些出身不好的，像化油器厂的阎善钧，搞化油器最有本事，以前不敢用。现在敢用了，提为总工程师，他本人劲头也很大。只要一解放思想，那真是劲头非常大。
我们任命了一批技术干部，比如把俞云焕提为总规划师，把支德瑜提为总工艺师，把王汝湜提为总产品设计师。老专家全用上，而且都发挥作用，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这期间，我和发动机厂厂长毛德犹发生过争执，很激烈。毛这人党性强，事业心强，人也非常好。但没办法，我们是工作上的矛盾，认识不一致。
什么事情呢？他把搞发动机设计的一批技术员，放到发动机厂办学校去当教员。这么做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山里没有教育资源，没有好老师。职工家庭都一个孩子，他考虑的是职工们的现实需要，别把下一代耽误了。
我管知识分子工作，也管技术人员，我就不同意。我说，你这么做不对，产品设计的还是让他们搞产品设计去。
他说，我也没办法。
我们俩就争论，但最后还得听他的，因为他是厂长。
所以在二汽，我们做了不少艰苦工作。二汽的革命精神那没得说，根本没星期天。毛主席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周末都不休息，要去挖洞。那些洞现在大都废了，少数的还能养点蘑菇。
张湾露天电影场就是我们自己修的。我还记得要过革命化春节，饶斌带着我们吃忆苦饭，喝菜汤。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联系得非常紧密。
1976年，也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去世那一年，我得了两场大病，差点死掉。当时我30多岁，得了六型肺结核，开放型，可传染。还得了甲型肝炎。在张湾医院住了两个多月。
我在二汽的经历，最早是到生产准备室，包括选厂址、试制、做生产准备等，后来搞过机械化仓库设计。接着到（政工组的）干部组，后来叫干部处。1979年从干部处调到二汽化油器厂。
化油器厂是二汽最西边的厂，离厂中心最远。化油器是发动机的心脏，这个厂领导不团结，经营得很困难，影响到总装。化油器跟不上，总装配线不得不停装。因此，管干部的二汽党委副书记，也是我的直接领导高更新，就把我派到化油器厂。让我去改变化油器厂面貌。
我这个科长（干部处技术管理组组长）派到化油器厂，就提我为化油器厂党委副书记，书记是个劳动模范黄林海，老工人出身。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在化油器厂干了4年。团结大家，克服困难，围绕生产，围绕经济效益，围绕职工福利做工作，后来被提为党委书记。4年来，虽然累得够呛，但化油厂确实改变了面貌。
1982年，我被调到张湾医院当党委书记。二汽有5个厂属医院，中心医院是张湾医院，医院都是知识分子多，上面认为我以前管过知识分子，是派我去的理由。我在张湾医院干了一年，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张湾医院前身是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1970年为支援二汽建设，整体搬迁到十堰，与5708医院合并而成。医院科室里全是老主任、老专家，工作了很多年，超龄也不退，年轻人上不来，缺少士气。
我把这些老专家们集中起来，成立老专家咨询委员会，给他们更好的条件，更好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把科室主任位置让出来，再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科室主任全换了，老专家们也高兴。对他们都很尊重，哪里会诊就请他们去。
医院职工没宿舍，我就积极组织向总厂反映，申请立项建宿舍，向总厂申请要钱来发职工福利等。外科大夫连续做手术，有的一天都下不了手术台，的确很累。他们都有补贴，以前发牛奶等，他们不吃拿到家里给孩子吃。
我们就改变政策。上手术台上的大夫，给牛奶要当场喝，要补身体，这是单位福利。
张湾医院面貌得到改变。
“你不要丢二汽人的脸”
1983年，十堰市要选市长，省委组织部派人来考核。二汽提了4位候选人：二汽副厂长庄咸昌、计划处处长刘进福、发动机厂厂长马跃和我。这是后来知道的。
说实话，我条件还不够。张湾医院党委书记是处级干部，还不是二汽厂级干部，而十堰市长是正厅级干部。
庄咸昌年龄偏大。马跃比较符合条件，清华大学毕业，又在发动机厂干，表现也不错。有群众反映，马跃开汽车把腿摔坏了，膝盖骨做过手术，有点瘸。考核组想找他本人聊聊，结果他正好出国了，否则就很可能是他，反正这事阴差阳错的。
考核我时，他们分别到政工组干部组、化油器厂和张湾医院了解情况，据说反映都还不错。
最后就只剩下我。二汽党委书记黄正夏找我谈话。他拿来一份传真件给我看，他说，你作为市长候选人，这里省里发来的传真件，过了十一你就去报到。从处长提为市长是跨一级了，应该高兴。
但我是坚决不同意去。我跟黄书记说，我从来没干过地方工作，我又不懂党政军民学那一套，十堰与二汽矛盾又很深，我干不了！你别让我去了。
他说，这是湖北省委决定的，我可做不了主，你说的我替你反映反映。接着他又说，我们推荐你，这是好事，是重用你。
我说，重用我，我知道。但我干不了。还有一层意思，我没说，虽然职务提两级，属跨级提抜，但是工资待遇一半。黄书记想到了这一层，他说，你去当市长，工资留在二汽，二汽长工资还有你的份。我说，你让我去当市长，我吃二汽的饭，市里怎么看我，那市长能当好嘛！你要一定要我去，我就一定要转工资关系。最后黄书记说你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第二天我拿出我写给湖北省委组织部的信给他，我说，请你帮我转交，请省委组织部另选他人吧。
结果他一看我写的信，直接就给撕掉。他说，你不要丢我们二汽人的脸。这样吧，你干不了再回来，我还要你。
我说，书记啊，干不了，我还有啥脸回来？
停了一会，黄书记无奈的说，我给你反映反映吧！
他真去找了湖北省委付书记王全国反映，王全国当时管干部。王说，这是省委常委会的决定，你要反映意见，我们开常委会时你去说。
黄正夏说，算了，还是做他的工作，让他去吧。
就这样，1983年10月初，我离开了二汽。
1982年4月，湖北省委决定二汽和十堰市政企分开，之前是市厂一体化，一套班子，二汽领导兼十堰市领导。1983年10月机构改革，不再设第一书记。分开后，我是十堰市第一任市长。
到十堰后，我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失败了。当时市里规划要在六堰建一个体育馆，而二汽也有建体育馆的需求。我就主张把市里规划的体育馆拿给二汽建，因为市里没钱，建完后让二汽管。市里只有一个要求，有活动时全部免费开放。
说白了，就是我只管用，你来替我管。挺好的方案，但书记不同意，其他市领导也不同意。都说不行，市体育馆就是市体育馆，怎么能交给二汽？
我又采取折衷方案。我说，那就不叫二汽体育馆，也不叫十堰体育馆，叫车城体育馆，两家都可以用。毕竟这么点地方，大家合用一个体育馆不就完了？
市里还是不同意。只好作罢，这事没搞成。
后来想办法让二汽劈山，在二汽车架厂前面山上另选地址，二汽多花了好些钱，建了体育馆。而十堰市体育馆又拖了很多年后，才真正建起来。
怎样为二汽服好务
到十堰市后，我的思想就是为二汽服务。怎样才能服好务？只有关系密切才能服好务，我又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从二汽调一批干部。
但要调干部，像我一样把工资掉下来，谁还愿意来？因此，除我以外，从二汽调来的干部，工资全留在二汽。二汽也同意。支援了一批干部。好几个副市长都是从二汽调来的。
第二个措施，我请李惠民（曾任二汽常务副厂长，已去世）和李广智（曾任十堰市长，已去世）两人做我的特别顾问。
一个二汽的，一个市里的。重大题目我要给他们汇报，每个月我要听他们的意见。
李惠民在二汽很有威望，他做过管生产的副厂长，对汽车生产和零部件配套都很熟。我们希望给二汽配套的零部件更多能放在市里生产，一是就近配套，二是十堰市也有经济效益，这样双方关系就更密切了。
第三个措施，我、陈清泰、马跃每月聚会一次。
我们不叫顶层设计，而叫顶层协商。有什么事情我们先协调，定下来就办，避免在底下老搅矛盾。
这三个措施非常有效。我和地区也建立了联系。
十堰山区穷，有些地方群众没房子住，只好住岩屋，住岩洞。大川小川（十堰市茅箭区大川镇小川村）我去看过，真苦，怎么办？我就让二汽帮着扶贫。
当时还没有希望工程，我们也不叫希望工程。就是二汽拿一部分资金，十堰市拿一部分资金，群众再帮助一部分，解决住房问题。凡是没房户的建两间，就地取材，山里有树，有木头，建了2000多间房。
然后再由二汽出资金，每个村建一个文化活动室，由二汽各个分厂承包各个村。每个活动室要有电视机，有图书。确实解决了群众问题，民生问题。
我们也帮助二汽解决问题。十堰市里没蔬菜吃，山区没地种菜，二汽这么多职工，连吃菜都困难，那怎么行？
我先找郧阳地委专员、书记不理我茬，市里和地方本来有些矛盾。我就越过地区，利用礼拜天，带着班子成员直奔郧县。
我说，我们来拜访你们，向你们学习。一是向你们求援，要在郧县给十堰市建个蔬菜基地。
对方说，这是好事，我们都赞成。但有困难，我们从来没种过菜。没技术，没种子，没化肥。种菜就不能种粮食，连口粮都没了。
我说，这些问题我们都考虑过，只要把大田转为蔬菜基地，农民转为菜农，3年内种子、化肥、农药和口粮全补齐，最少补3年。
他们很高兴，立刻领我们去选地。我们上午到郧县，吃完午饭就去看地，最后在柳陂镇选了3000亩地。
3年下来，他们把大田改为蔬菜基地，转得非常好。十堰蔬菜基地确实起了大作用，农民也富了。
我还要求建反季节蔬菜。郧县柳陂镇蔬菜基地地势低，要求找地势高的地方建。这样低地的蔬菜下市时，高地的蔬菜刚好上市。反季节蔬菜基地建在大川小川那里，解决了二汽和十堰市居民吃菜问题。
还有教师问题。我当市长后，感到市里师资奇缺，没有好教师。比如张湾有个小学，只有一二三年级，没有教育资源。
我就试图调些优秀教师过来。但城市里的优秀教师根本不愿意到山区来，即使有愿意来的优秀教师，学校也根本不放。
逼得我没办法。我就找书记商量，我说，咱们能不能采取特殊政策，先把住房建好，选好地，拿出一笔钱来，每排盖五六层楼，给要来的教师做好交钥匙工程。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承诺，到十堰的优秀教师，家属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可以结合二汽考虑，当时二汽刚建成，也缺职工。
第三，对优秀教师实行“三不要”。不要户口，不要粮食关系，不要人事档案，只要是优秀教师，在大城市从教十几年均可。贫困地区我们不去挖墙角。
接着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招聘广告，连续打了一周。《光明日报》属文化战线，当时还不兴做广告。很多人都不知道十堰，就知道二汽建设。这一招很管用，吸引全国各大城市的优秀教师到十堰。
我跟十堰市教育局长交代，我说，一个学校只能调一两个教师，最多两个（教师）。即使闹起矛盾来，骨干走一个，天塌不下来，但要是来了五六个，那矛盾就大了。
教育局长也爱才，看到条件不错的就破了这一条。从湖南大学来了两个教授到汽车学院，结果湖南大学一纸告到了中央。中央书记处领导批复了告状信，大意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要湖北省委采取措施，坚决纠正。
要坚决纠正，我的天。湖北省委召开地市书记会议，会上有几个城市的书记和市长就公开批评我：我们的教师都跑十堰去了，这怎么行？你怎么挖我们的墙角？有为，你给我们送回来吧。
一位省委副书记接着说，中央领导有批示，这要纠正。
我说，这个事情中央领导有批示，我就承担。怎么处理我都行，我接受处分。
我去找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我说，关书记，事情是我做的，你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但我确实是为了事业，为了二汽，为了十堰市。我们没有教育资源，不这么做，师资也来不了。现在来了100多家，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奔着“三不要”来的，让他们回去，他们有啥脸做人？在学校还怎么从教？要是往回逼，弄不好可能出人命啊。
我说，你处分我吧。处分我都接受，别让他们回去了。
关广富说，你惹了祸，我看看吧。
最后关（广富）书记做大会总结。他说，你们批评有为，说挖你们墙角，你们不考虑考虑，你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怎么落实的？你们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好，你们大城市的教师教师往十堰大山区跑，你还怪人家？
接着又对我说，有为啊，你们回去做工作，愿意回去的回去，不愿意回去的留下。
这就把我彻底解放了，也没说处分我。他知道我是为公，所以支持了我一把。如果坚决贯彻中央批示，要纠正，都送回去，那我就惹大祸了。这事想起来后怕，也很冒险。
此外，我当时做决策，在茅箭区建立汽车工业园区，为二汽配套。现在已成气候，乘用车和重型车都有。以前十堰市的工业产值，二汽占70%~80%，现在刚好相反，十堰市的工业产值占70%~80%，一二汽占20%~30%。
因为二汽交通不便，我就想在十堰市建个机场。当时鄂西北还没有机场，襄樊也没有，老河口有个军用机场。建机场至少需要6000万元。
我就千方百计给民航总局做工作。民航总局最终同意，把十堰市机场列入五年计划里。其中国家补助2000万元，十堰市出资2000万元，二汽支持2000万元。
国家支持的2000万元已经列入计划。黄正夏表态说，这等于是给二汽建机场，我们出2000万元。
我就开始选机场场址，当时十堰地市还没合，后来选在六里坪。六里坪属丹江口市，由郧阳地区管。郧阳地委专员叫王良伟，是个农业专家。他说，我这没问题，但你得做通书记工作。
郧阳地区书记姓吴，说什么都不同意。
我去做工作。我说，吴书记，机场建在你的地盘上，十堰要改变面貌，郧阳地区也要改变面貌，武当山旅游就能开展起来了。而且，飞新加坡的包机都联系好了。
他说，不行，那全是好桔子园，你把农民利益给侵犯了，给忽视了。
我说，占一亩地，除经济补偿外，我们还解决两个就业，甚至多几个就业都可以，这对你对我都是好事。
他还是不同意。
没办法，我又请湖北省领导给他做工作，还是做不通。
这一拖就拖了30多年。
上次我去武当山机场，我说，我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机场建成后，以前每年到武当山的游客不到100万人，2017年就达到800万人，今年估计要超过1000万人。
很遗憾，这件事我在任时没做成。
“除非让中央特批”
我当十堰市长时，有两件事很挠头。
先说第一件。建二汽时，由于要急着出“政治车”，由军代表决策，从河南、湖北等省招收15000名转复军人，把他们培养为二汽生产骨干。
这些人大都30多岁，已成家，家属都在农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分厂往往都是从一个县招来的，全是老乡，不好管。问题一大堆。
这样每到春种秋收时节，这些转复军人都要回去帮家里干农活。但汽车生产具有连续性，不能停，他们一回家，对汽车生产造成很大影响。
另外，这些转复军人家属来十堰与职工团聚的很多。他们就在山边或者草地上搭个窝棚，老少三代挤一个棚户，吃一个人的口粮，生活十分困难。孩子不能上学，家属不能就业，有些家属没办法，就当拾荒者，捡厂里不要的东西去卖。
这倒也罢了，更有甚者，像二汽传动轴厂，车间里的电机都被拆下来卖掉。工具箱的成套工具也被拿出去卖掉。因为他们却实生活太困难。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怎么办？按照当时政策，职工家属必须要有城镇户口，才能分配家属宿舍，孩子才能入学。十堰市公安局每年有一些“农转非”指标，但只能解决个别家庭问题。二汽这15000人，恐怕100年也解决不了。
饶斌也犯愁。我看张矛在《饶斌回忆录》里记录过，1973年四五月，湖北省委召开二汽建设座谈会，饶斌做汇报。他说，1970年和1971年出政治车时，从湖北、河南调入的15000名转复军人，人们多数家在农村，老婆孩子不能来，生活上有困难，请求省委能想办法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
省委一位领导说，要划个政策杠杠才好。
饶斌接着说，还有从上海、长春支援来的老工人，他们家属也在农村。如果分批解决，工龄15年以上的有400多人，工龄20年以上的有100人。能不能先解决20年的，再解决15年、10年、5年的？
但没有政策，谁都不能承担。
我当十堰市市长后，深感二汽要这么下去，职工人心涣散，势必影响生产。怎么能为二汽服好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就去找十堰市市委书记王清贵商量，想从改革户口制度上寻找突破口。但这个题目太大，涉及全国问题更不好解决。
怎么办？那就缩小范围，先进行中小城镇户口改革试点。通过调查研究，我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王（清贵）书记让我去给黄知真省长汇报，请省政府批准试点，分批解决。
省长想解决，但政策不允许。想批准试点，又担心越权和引起连锁反应。他对我说，湖北省这类问题不少，比如大治铁矿、丹江口工程遗留下的职工家属问题，拖到现在也没解决……要解决你们的问题，除非让中央特批。
黄省长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解决之路。但怎么能让中央特批呢？那就只有给上面汇报。于是，我又找王清贵书记商量，经他同意，以十堰市作为中小城镇户口改革试点为题目，以书记和市长个人名义，我起草了一封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
我在信中汇报了二汽和十堰市的情况，提出把十堰市作为中小城镇户口改革试点的请求。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二汽转复军人家属的“农转非”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这部分“农转非”人吃议价粮（比计划内供应口粮价格要高一点点的米、面等粮食），高出的粮价由职工个人负担。
我就带着信赶到北京，去找中办主任王兆国同志。兆国同志在二汽干过，对二汽和十堰情况非常了解，也很支持我们的请求。他说，不但会把信转给胡耀邦同阅，还要做工作。
材料报上去不到10天，就得到中办通知：让我去北京。总书记有批示。
想不到胡耀邦同志在信上批了430多个字。我跟兆国同志说，这份资料能不能给我？
不能给。
能不能复印？
不能复印。但为了向省委汇报，可以手抄一份。
抄完后，我就给王清贵书记和黄省长打电话，给他们汇报。黄省长在电话里说，你赶快乘飞机来武汉给我汇报。
我立刻飞到武汉，马不停蹄就跑到省长办公室，把抄来的批示给黄省长看。批示是这样写道：
“启立、兆国同志：
“我们的户口政策必须按照新的情况加以改变，过去的户口政策，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是按照过去的粮食情况制订的，是适应于过去的情况的，是不得已的办法。现在情况变了，因此不能再沿袭过去的办法，延缓了中小城镇的发展；
“我们现在要放手让一部分有专长的农村能工巧匠和城镇职工的农村家属进入城镇来就业，从而一方面发展城镇各种生产和服务事业，一方面腾出一部分耕地，让留在农村的人口占有更多的耕地，从而使农村富裕得更快，这是一个各方面都皆大欢喜的政策。
“问题是一个吃粮的补贴问题，即如果将这些人完全转为城镇人口，国家要拿出一笔钱补贴这些人的吃粮，因此，要说明这批人的口粮只能是由国家供应的议价粮。这一部分‘议价’没有几个钱，说清楚了，这些人是能够接受的。
“这个政策中央许多同志都同意，也都理解。但下面的一些同志不理解，因此不执行。现在我们许多事办不通，往往是没有把道理讲清楚。我们一些同志起草文件，往往只讲应该如何如何，不讲为什么要如何如何。因此请有关部门迅速搞个文件下去，文件由国务院下达。王清贵同志的信，另由兆国同志酌情作复。
胡耀邦
（1983年）6．14
黄省长读完后，兴奋得拍着桌子站起来了，叫道，这回好了，可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省的遗留问题都可以参照总书记的批示解决了！太好了！太好了！
十堰市成立户口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分管政法的程秀杰同志任副组长，公安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成员由相关方面干部组成，约有十来人。
试点方案包括任务和目标、解决范围、政策界限、办法与措施、审批手续和组织领导等。对于纪律，我规定了一条：任何市领导和干部，包括二汽领导，绝对不允许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往里塞。一经查出，将加重处罚。
十堰市4155户、14415人的农转非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圆满解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这样大量而复杂敏感的问题中，在最后检查验收时，竟没有发现一件违纪行为，领导干部也没有一人违纪搭“顺风车”。
为此，我专门写诗一首《胡耀邦总书记为百姓解难》的七律诗：
“千里相隔两地悉，愁完春种又愁秋。夫妻见面芳心碎，母子搀扶热泪流。草舍一间居几代，口粮几代啃一筹。达天信件批复日，一举消除万户忧。＂
“二汽是国宝，冲垮了不得了”
第二件事跟防洪有关。
二汽建厂时有设计规划、建厂规划和生产规划，但没有防洪规划，也没有防洪投资。1982年7月29日，十堰市遭遇洪灾，24小时连续降雨带来巨大损失，造成14人死亡，重伤7人。
二汽有12个厂36个车间全泡在水中。其中车桥厂挡墙、围墙多处被冲垮，洪水从门窗进入车间，把从美国进口的格里森齿轮加工机床全埋在泥里。厂区房屋倒塌，供水、供电、通信、交通中断，道路、桥梁、水管、高压线被冲毁。
为彻底解决防洪问题，湖北省做过可行性研究，但需要投资1亿多元，十堰市与二汽各分担一部分。但当时十堰与二汽刚政企分开，十堰市的防洪经费没有着落。经请示湖北省，省里请示国家立项资助。
我就去找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我和她以前有过接触，她去过十堰，对我很客气。她说，有为啊，我们长江、黄河都还没治理好，黄河是悬河，河床高出地面十几米。最大的隐患都没钱治理，你十堰排不上队，列不上国家计划，你去找（湖北）省委吧。
我说，二汽是国宝，毛主席、李先念都说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保行吗？况且已经有了教训，山洪相当厉害，14个人死了……要不然也不会找你。
她说，这也排不上队啊，没办法，你谅解我。其实我也越级了，她完全可以不见我。
回来我就找当时的二汽厂长陈清泰。我说，听说李先念同志前几年来视察二汽讲过防洪的事，能不能把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一看，早在1970年代，先念同志就做过批示：二汽的防洪问题，真使人担心。搞得不好，山洪有冲掉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可能性……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水害问题，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完全彻底地、干净解决之。”
但批了8年还没解决。我就与王清贵书记商量，决定以十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名义，给李先念主席写封信，请求帮忙想办法，尽快解决十堰防洪问题。
1984年9月1日，我们把信送到北京。结果没多久，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就打电话传达：先念主席对你们的信做了重要指示……主席说，他曾在鄂西北打过仗，晓得那里暴雨的厉害。二汽是国宝，冲垮了不得了。防洪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应该抓紧落实。
接着，钱正英给我打电话，她说，有为，你来一趟吧。
我在她办公室里看到了先念同志的批示。
“姚依林同志并宋平、钱正英同志：二汽和十堰市的防洪问题，要抓紧解决。这笔钱应该花。否则，一旦发生类似安康的灭顶之灾，损失就难以估量。请酌。李先念1984年9月27日。”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在上面批示：”请宋平、钱正英同志商量如何执行李先念同志的批示。“
钱正英说，有为，你真有办法，找到主席那里去了。你说吧，你要多少？
3000万元。我说。
好。这3000万元列到入国家计划。每年1000万元，列3年。她说。
那时候的1000万元不是小数。就这样，在李先念同志的关心下，我们治防洪治了3年。现在十堰的防洪，百年洪水都不怕。
为此，我也写过一首诗《李先念主席批示解决十堰市防洪经费问题》：
＂深山建称‘三线’，一厂一沟亦自然。暴雨山洪明史志，车间水毁有经年。百年大计实无计，无力防洪只少钱。危难之中先念示，工程喜竣保平安。＂
总之，当十堰市市长期间，的确给二汽，给十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好多事情都是越级的，都是逼出来的！是在被逼得没办法时想出的办法。
1989年我到湖北省当副省长，管综合这一摊，包括计划和金融等。我记得很清楚，当年阴历初三，人家都在过春节，我们就上班了。
当时二汽很困难，我负责给二汽筹集资金。我和襄樊市银行约好，要给二汽襄樊基地筹款。由我领队，带着省人事厅厅长、省计委副主任，我们开了3辆车去襄樊。襄樊市出面接待，谈得挺好，钱也筹到了。
回程走到枣阳，雪下得不大。对面突然窜出一辆吉普车，速度特别快，躲都没法躲，直接与我坐的日本轿车相撞。事后知道，吉普车里坐的是襄樊铁路大桥局基建处处长，串亲戚时喝了些酒，司机也喝多了。
我的秘书从前挡风玻璃直接蹿出去了。司机被卡住，鼻子撞破，手骨折。我坐在后座，正迷迷胡胡的，猛地一下，头栽下去，磕在前座椅下面的角钢上，磕出了血。
我用围巾捂住伤口，围巾上全是血。我们紧急上另外的车往回开，刚好是礼拜天，都在过春节，医院不上班。我挂了急诊号，躺在病床上感觉天旋地转，头抬不起来，恶心得想吐。
医生说，情况不好，襄樊没办法，你得马上坐火车到武汉检查。回到武汉，到协和医院一检查：颞骨骨折，脑震荡，脑水肿，就差一条，颅内未出血，否则就真完了。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怎么也睡不着觉，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就是疼。还好没留下大的后遗症。
到湖北省里后，也是千方百计给二汽创造条件。二汽有困难，也来找我，我就成了湖北省的二汽代理人。
